早在四路主力紅軍開始長征之前，就有一支紅軍部隊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最早開始了遠征。這支先遣部隊的行動可以說是揭開了長征的序幕，雖然這支部隊歷經苦戰(zhàn)最終失利，但是他們的火種卻留存了下來。

英勇作戰(zhàn)的北上抗日先遣隊。

臨危受命孤軍轉戰(zhàn)

1933年9月，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qū)開始第五次“圍剿”，紅軍由于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導致五次反“圍剿”節(jié)節(jié)失利，到1934年7月國民黨軍已經逼近了中央蘇區(qū)的核心區(qū)域，局面越來越嚴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開始考慮進行戰(zhàn)略轉移，首先決定以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挺進閩浙皖贛邊地區(qū)，創(chuàng)建根據地，以“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qū)調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紅七軍團的任務：第一是宣傳我黨抗日主張，推動抗日運動的發(fā)展；第二個是在一個半月時間里到達皖南，建立蘇區(qū)。實際上是希望以紅七軍團的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qū)，吸引和調動一部分“圍剿”的國民黨軍回援，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即將開始的戰(zhàn)略轉移。因為中央已經確定主力紅軍戰(zhàn)略轉移的方向是西南，而紅七軍團進軍的方向則是東北，所以紅七軍團的進軍從一開始就擔負著犧牲局部來保全主力的悲壯使命。

紅七軍團1933年7月才剛組建，前身是閩贛地區(qū)的紅11軍，軍團成立后長期在中央蘇區(qū)的東線作戰(zhàn)。1934年7月初為執(zhí)行北上先遣任務，從福建連城撤回瑞金休整，突擊補充了2000多新兵，總兵力達到6000人，但武器裝備很差，全軍團只有長短槍1300多支，輕重機槍數十挺，迫擊炮6門，所以很多戰(zhàn)士都還是拿著梭鏢大刀。此外為了執(zhí)行宣傳抗日的任務，中共中央還在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趕印了160萬份宣傳材料，供紅七軍團北上沿途散發(fā)。

7月6曰晚，紅七軍團在軍團長尋淮洲、政治委員樂少華、參謀長粟裕的率領下，從瑞金出發(fā)東進，進入福建，一度逼近福州近郊，引起國民黨軍極大震動，隨后又曾攻占羅源、穆陽、慶元、清湖、常山等城鎮(zhèn)，宣傳了抗日主張，擴大了紅軍和共產黨的影響。

紅七軍團成立時的軍團部，位于黎川。

9月初，進入以崇安為中心的閩北蘇區(qū)，這是閩浙贛蘇區(qū)的一部分。紅七軍團自出動以來，一路轉戰(zhàn)，直到閩北蘇區(qū)才得到了休整。此時紅七軍團出動已有兩個月，超過了中央原來要求一個半月達到皖南的限期，但中革軍委卻改變原定計劃要求紅七軍團進軍閩浙贛邊境開展游擊戰(zhàn)，創(chuàng)建新的蘇區(qū)，同時否決了紅七軍團依托閩北蘇區(qū)尋找戰(zhàn)機給敵以有力打擊的要求。所以紅七軍團只停留數日就繼續(xù)北上，于9月中旬進入浙江。浙江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核心區(qū)域，保甲制度嚴密，交通與通訊便捷，所以紅七軍團雖然取得了不少戰(zhàn)術性的勝利，但整個處境卻越來越被動了。在此情況下，中革軍委還要求紅七軍團占領遂安，建立以遂安為中心的蘇區(qū)。但這一地方處于衢江、蘭江、新安江三角地帶，水路、鐵路和公路交通便利，而且地瘠民貧，解決部隊給養(yǎng)困難，更沒有群眾基礎，加之國民黨軍第49師、浙江保安第一、二縱隊以及補充第1旅等部從幾個方向迫近，敵情異常嚴重，為避免全軍覆滅，紅七軍團只能不顧中革軍委的一再批評，轉向皖贛邊。

10月初，紅七軍團到達皖贛邊的婺源地區(qū)，這里距原來計劃的最終目的地皖南已經不遠，皖贛邊地形復雜，山區(qū)、丘陵、水網錯雜，利于紅軍隱蔽和機動；經濟富裕，利于解決部隊的供給；更有黨的工作基礎和影響，而且戰(zhàn)略位置重要，向東北可以威脅蕪湖、南京，向東可以威脅杭州。所以紅七軍團建議在皖贛邊地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爭，擴大皖贛蘇區(qū)，等待有利時機再進軍浙江。但仍未得到中革軍委批準，反而命令紅七軍團前往閩浙贛蘇區(qū)。因此紅七軍團于10月下旬突破兩道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qū)。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zhàn)斗歷程。

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fā)到進入閩浙贛蘇區(qū)，前后歷時近四個月，轉戰(zhàn)閩、浙、贛、皖四省幾十個縣，行程約1600公里，盡管受到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但全軍團廣大指戰(zhàn)員以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頑強的戰(zhàn)斗精神，深入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qū)，取得不少勝利，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還給沿途各游擊區(qū)留下了數百名傷員，這些傷員日后都成為了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的骨干力量。因此紅七軍團這次孤軍轉戰(zhàn)行動，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對于中國革命也是做出了很大貢獻。

兵敗懷玉山

10月底，紅七軍團和閩浙贛蘇區(qū)的紅10軍在江西德興重溪會師。閩浙贛蘇區(qū)，是方志敏同志創(chuàng)建的老蘇區(qū)。1933年1月，閩浙贛蘇區(qū)的紅10軍調到中央蘇區(qū)，后來改稱紅11軍，成為紅七軍團的前身。而此時的紅10軍則是閩浙贛蘇區(qū)在老紅10軍調走后新建的，所以被稱為新紅10軍。

紅七軍團和紅10軍在重溪會師。

11月4日，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七軍團和紅10軍整編為紅十軍團，下轄第19、20、21師，原來紅七軍團改編為第19師，紅10軍和新升級的地方武裝則改編為第20師和第21師。原閩浙贛軍區(qū)司令員劉疇西任軍團長，樂少華為軍團政委，粟裕任軍團參謀長，劉英任軍團政治部主任。原紅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則任19師師長。這次整編，把擅長野戰(zhàn)的紅七軍團和擅長游擊戰(zhàn)的紅10軍及地方武裝集中在一起，是戰(zhàn)略指導上的重大失誤，給日后的失敗埋下了伏筆，被朱德稱為“不編不垮，一編就垮”。當時中央紅軍主力已經開始長征，中央蘇區(qū)成立了以項英同志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qū)，所以中革軍委同時命令紅十軍團和閩浙贛軍區(qū)今后接受中央軍區(qū)的指揮。紅十軍團的任務是以19師繼續(xù)進軍浙皖贛邊，發(fā)展新蘇區(qū)；20師和21師仍留閩浙贛蘇區(qū)，保衛(wèi)老蘇區(qū)。

紅十軍團成立后指戰(zhàn)員的合影。

11月18日，紅19師由尋淮洲率領，向浙皖贛邊進發(fā)，渡過新安江，迫近昌化、于潛和臨安，杭州震動。隨后又轉向皖南，攻占旌德縣城，再由涇縣、宜城之間北上，威脅蕪湖。這一時期，19師在贛閩皖浙邊的機動作戰(zhàn)，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

此時中央軍區(qū)命令紅十軍團率第20師和21師轉移到外線，同19師會合，創(chuàng)建浙皖贛邊蘇區(qū)。為了統一領導紅十軍團和創(chuàng)建新蘇區(qū)的行動，以方志敏、劉疇西、樂少華、聶洪鈞和劉英組成軍政委員會，由方志敏任主席。

11月下旬，方志敏、劉疇西率領紅十軍團部和第20、21師，經婺源、開化之間北上皖南。12月10日，與19師在黃山東南的湯口地區(qū)會合。此時，國民黨軍已經調集正規(guī)軍5個師、2個獨立旅、4個保安團，加上地方部隊總共約十萬人，由俞濟時為總指揮，為左、中、右三路向紅十軍團進行尾追堵截，為打破國民黨軍的合擊，紅軍決定選擇其中一路給予打擊。

13日，紅十軍團到達黃山東麓的徽州譚家橋地區(qū)，此時其他敵軍距離尚遠，只有尾追的補充第1旅距離最近，態(tài)勢孤立。補充旅聽上去像是雜牌的二線部隊，實際上該旅卻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下轄三個團，總兵力約7000人，裝備精良，雖然新兵較多，但營團軍官多為黃埔出身，旅長就是后來擔任74軍第二任軍長的王耀武，該旅后來就發(fā)展為五大王牌74軍的51師，戰(zhàn)斗力不容小覷。

軍團長劉疇西決定在譚家橋設伏，但是兵力部署上卻將過去一直進行游擊戰(zhàn)的20師和21師作為主攻，而將擅長野戰(zhàn)整個軍團中戰(zhàn)斗力最強的19師作為偏師，只負責斷敵退路和阻擊可能的增援。

14日上午，補充第1旅才剛剛進入伏擊圈，習慣于游擊戰(zhàn)的紅軍20師就匆忙開火，劉疇西只好下令總攻，補充旅的前衛(wèi)第2團在紅軍猛攻下陣腳大亂，團長周志道也受了傷，但王耀武畢竟不是等閑之輩，立即組織后續(xù)部隊進行反擊，并迅速奪取了戰(zhàn)場制高點烏泥關，導致20師、21師的陣地遭到巨大威脅。19師師長尋淮洲看到烏泥關的得失關系全局勝負，立即集中全師所有的輕重機槍進行火力掩護，親自端著機槍，帶頭沖鋒。在尋淮洲身先士卒的帶領下，19師全力沖鋒，雖然將烏泥關制高點奪回，但尋淮洲腹部中彈，在后送途中傷重犧牲。而且此時20師的陣地已被突破，敗局已定，紅軍只好撤出戰(zhàn)斗。此戰(zhàn)紅軍未能達到殲滅一路敵軍的預期目標，局面更加被動。

譚家橋戰(zhàn)斗舊址。

譚家橋戰(zhàn)斗之后，國民黨軍第49師、第31旅及一些地方部隊，一共約20個團的兵力，蜂擁而至圍追堵截。從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紅十軍團在院浙贛邊往返轉戰(zhàn)，處境日趨險惡。因此最后決定經化(開化)婺(源)德(興)蘇區(qū)返回老根據地閩浙贛蘇區(qū)。

1月12日，紅十軍團到達浙江開化的楊林地區(qū)，方志敏和粟裕帶領軍團機關勤雜人員，以及缺乏彈藥的迫擊炮連和重機槍連等部，共約800人作為先頭部隊，首先到達閩浙贛蘇區(qū)邊緣的港頭。而劉疇西率領軍團主力到達楊林之后，顧慮部隊疲勞，就在當地宿營休息，13日下午才繼續(xù)前進。這時，國民黨軍浙江保安第二縱隊第5團已經連夜趕到，堵住了紅十軍團主力前進的道路。紅十軍團主力在徐家村一帶遭到阻擊，只好以一部兵力掩護，主力折回繞道于15日進入化婺德蘇區(qū)。

16日，方志敏判斷敵情緊急，應立即行動，所以命令先頭部隊先走，同時通知劉疇西率領軍團主力迅速跟進，務必于當晚全部通過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qū)。但劉疇西派人回信部隊極度疲憊，當晚難以行動。方志敏擔心劉疇西猶豫遲疑，會坐失戰(zhàn)機，便帶了十多人返回去尋找劉疇西，而讓粟裕率先頭部隊立即行動。

這時，國民黨軍在閩浙贛蘇區(qū)封鎖線的兵力并不充裕。當紅軍先頭部隊通過時，只是龜縮在碉堡里盲目射擊而不敢出來截擊，因此先頭部隊得以通過封鎖線，安全到達了閩浙贛蘇區(qū)的大小坪、黃石田地區(qū)。粟裕率先頭部隊到達閩浙贛蘇區(qū)之后，一面聯系閩浙贛省委、軍區(qū)，一面等待主力到來。

17日之后，國民黨軍加強了封鎖線的兵力，紅十軍團主力在通過封鎖線時遭到阻截，接連改變了幾次方向都未能沖過封鎖線，這樣來回奔波延誤了幾天時間，追擊的國民黨軍陸續(xù)趕來，遂陷于重圍。紅軍一路長途行軍和作戰(zhàn)，本已十分疲勞，更加上天氣突變，氣溫驟降，部隊補給斷絕，完全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但在此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在懷玉山地區(qū)堅持戰(zhàn)斗了數天。主力覆滅后，殘部仍在各自為戰(zhàn)，零星戰(zhàn)斗一直持續(xù)到27日，最終只有少數人突圍，到達閩浙贛蘇區(qū)和皖南。軍團主要領導人方志敏、劉疇西等人先后被俘，于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義。

紅十軍團最后失敗的懷玉山。

先遣隊卓越的紅軍將領

方志敏，1899年出生，江西省上饒市弋陽縣人。是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卓越組織者和領導者，和毛澤東、彭湃并稱中共三大“農運大王”，并創(chuàng)建了贛東北蘇區(qū)，締造了以“鐵的紀律”著稱的紅10軍，在歷次反圍剿斗爭中創(chuàng)造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聲東擊西、避實就虛”的十六字戰(zhàn)略要訣。

在根據地建設方面，也是相當具有創(chuàng)造性和靈活性，在各大蘇區(qū)中第一個創(chuàng)辦了股份制，發(fā)行了股票；第一個實行對外開放的貿易政策，形成了數條開放型貿易路線；這些舉措使贛東北蘇區(qū)的經濟狀況在各大蘇區(qū)中是最好的，僅在1933年春，方志敏一手締造的紅10軍調入中央蘇區(qū)參加第四次反“圍剿”時就帶給中央黃金2000兩、銀元100余萬元和藥品40余箱，讓周恩來也不由稱贊“方志敏同志不簡單，你們?yōu)橹醒虢鉀Q了大問題??！”

他不僅能文能武軍政雙全，而且文采飛揚，主要作品有《我是個共產黨員了！》、《同情心》、《嘔血》、《哭聲》、《獄中紀實》、《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贛東北蘇維埃創(chuàng)立的歷史》等，特別是被捕之后在獄中寫下十六篇計十四萬字文稿，包括《清貧》、《可愛的中國》等，更是文學性與革命性并舉的傳世佳作。

紅軍杰出的領導人方志敏。

1934年10月，紅七軍團到達閩浙贛蘇區(qū)，與方志敏領導的紅10軍會師。11月，紅七軍團與紅10軍合編為紅十軍團，方志敏任北上抗日先遣隊軍政委員會主席，統一領導閩浙皖贛邊黨的組織和武裝力量。

1934年1月，紅十軍團在江西省玉山縣懷玉山區(qū)失利，方志敏被俘，被關押在南昌國民黨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在獄中堅貞不屈，嚴辭拒絕了國民黨的勸降，1935年8月6日，被秘密殺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窩，時年36歲。

劉疇西，1897年出生，湖南望城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曾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zhàn)斗。畢業(yè)后留校任第一教導團第三連黨代表。1925年參加對軍閥陳炯明的東征戰(zhàn)斗，在2月的淡水城攻堅戰(zhàn)中，作為敢死隊員第一個爬上城頭。3月在棉湖戰(zhàn)斗中受傷，失去左臂。參加過南昌起義。

時任紅十軍團軍團長劉疇西。

1929年，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0年8月回國，到達中央蘇區(qū)任紅一軍團第3軍第8師師長。1931年，調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軍事教員。1932年7月，任紅21軍軍長，率部轉戰(zhàn)贛南蘇區(qū)。1933年3月，奉命前往閩浙贛蘇區(qū)工作，任閩浙贛軍區(qū)司令員兼新紅10軍代軍長、軍長，曾被授予二級紅星獎章。

11月，擔任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總指揮、紅十軍團軍團長兼第20師師長。1935年1月，紅十軍團在江西懷玉山失利，劉疇西負傷被俘，在獄中面對國民黨的威逼利誘，堅貞不屈。1935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窩與方志敏一起英勇就義，時年38歲。

在紅軍將領中，他有實戰(zhàn)經歷，又受過正規(guī)的軍事教育，還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元老資歷，絕對是佼佼者，從他當過敢死隊員，左臂負傷致殘說明在戰(zhàn)斗中也應該是驍勇之士，但是在指揮紅十軍團中，卻是失誤連連，先是在譚家橋伏擊戰(zhàn)中有些偏心地將自己的老部隊戰(zhàn)斗力并不強的紅10軍安排在主攻位置，而將長于野戰(zhàn)又是戰(zhàn)斗力最強的紅七軍團作為偏師來使用，直接導致伏擊戰(zhàn)功敗垂成。再是在楊林之后，見到部隊比較疲勞，就決定宿營休息，錯過了在國民黨軍后續(xù)部隊趕來前通過封鎖線的有利時機。最后在懷玉山接到方志敏敵情緊急務必連夜行動的指示，仍未吸取上次教訓，以部隊太疲勞為由沒有連夜行動，最終導致全軍覆沒。雖然劉疇西在被俘之后堅貞不屈，拒絕國民黨軍的誘降，但是他在指揮上的猶豫遲疑，對于紅十軍團的最終失利顯然是難辭其咎的。

在獄中的劉疇西（左）、方志敏（中）和紅19師師長王如癡（右）。

尋淮洲，1912年出生，湖南瀏陽縣人。1927年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并隨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在紅軍中因為作戰(zhàn)勇敢，從副班長、排長、連長一路升任團長、師長、軍長、軍團長。他沒有進過軍校接受過正規(guī)的軍事教育，完全是在戰(zhàn)爭中學會了戰(zhàn)爭，在歷次反圍剿斗爭，屢立戰(zhàn)功，22歲就當上了軍團長，比林彪當上軍團長還要年輕三歲，絕對是紅軍中出類拔萃的青年將領。

1934年7月，紅七軍團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任總指揮。7月率部從瑞金出發(fā)，到11月轉戰(zhàn)到閩浙贛蘇區(qū)，這一階段他雖然是軍團長，但真正的指揮權卻是在“左”傾路線的執(zhí)行者曾洪易、樂少華手里，所以在指揮上經常受到掣肘。盡管如此，尋淮洲在近四個月時間里，轉戰(zhàn)閩浙皖贛四省幾十個縣，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但“左”傾錯誤領導者卻指責他沒有完成任務，所以在1934年11月4日成立紅十軍團時，原來紅七軍團的政委樂少華和參謀長粟裕轉任紅十軍團的政委和參謀長，而他卻降級當了師長。由原來紅10軍軍長劉疇西任軍團長，劉疇西雖然是黃埔軍校和蘇聯伏龍芝軍校畢業(yè)，但擔任軍長并沒有多長時間，缺乏指揮大兵團作戰(zhàn)的經驗；樂少華是政工干部，對軍事指揮更是生疏；粟裕有指揮才能，但當時人微言輕，在軍事指揮上根本沒有發(fā)言權。同時將有著豐富大兵團指揮經驗而且的尋淮洲降級使用，實在是人事安排的敗筆，這樣的指揮班子就已經可以說是埋下了指揮不利的隱患。被降職使用的尋淮洲忍辱負重，不計得失，率19師先行出擊浙皖邊，而且這次行動他是完全獨立指揮，沒有曾洪易、樂少華的干擾，可以說是如魚得水，因此連戰(zhàn)連勝，在廣大地區(qū)內機動作戰(zhàn)，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

1934年12月14日，紅十軍團在譚家橋地區(qū)設伏，尋淮洲率所部紅19師擔負斷敵退路的次要任務，但他在看到制高點烏泥關被國民黨軍奪去，就立即意識到這是關系全局的戰(zhàn)略要點，馬上果斷率部反擊，再次表現出優(yōu)秀的軍事指揮素質，但在爭奪烏泥關時腹部負傷，送醫(yī)途中由于傷勢過重不幸犧牲，年僅22歲，實在令人扼腕。如果由他來擔任紅十軍團的軍團長，最終的結局不好說，但至少譚家橋伏擊戰(zhàn)的結局肯定是截然不同了。

紅十軍團還有一位將領，紅21師師長胡天桃，有關他的個人資料如今已很難查找，但是他負傷被俘的情景，卻讓對手國民黨軍補充第1旅旅長王耀武在多年以后依然記憶猶新：“這位師長的上身穿著三件補了許多補丁的單衣，下身穿兩條破爛不堪的褲子，腳上穿著兩只不同顏色的草鞋，背著一個很舊的干糧袋，袋里裝著一個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別無他物，與戰(zhàn)士沒有什么區(qū)別?！睍r值天寒地凍的嚴冬，如果不是被別人指認，王耀武絕對不相信面前的這個衣衫襤褸身無長物的人就是紅軍的師長。胡天桃后來也和方志敏、劉疇西一樣英勇就義。

正是像方志敏、劉疇西、尋淮洲、胡天桃這樣無數的紅軍指戰(zhàn)員，用他們可歌可泣的奮戰(zhàn)和前赴后繼的犧牲，向世人證明只有這樣一支被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聚集到一起的軍隊，才能在如此的艱難困苦中英勇轉戰(zhàn)，最終迎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綿延不滅的火種

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重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1935年2月初，中共閩浙贛省委在江西省橫峰縣篁村搓源塢召開會議，根據中央分局轉來的中共中央指示，決定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突圍部隊為基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由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委，全師約400人，下轄三個支隊和一個警衛(wèi)排。挺進師成立后不久就從江西上饒出發(fā)，經閩北進入浙西南，在素有“東南鎖鑰入閩咽喉”之稱的仙霞嶺地區(qū)創(chuàng)建了浙西南游擊根據地。

到1936年底，挺進師發(fā)展到1500余人，還建立了數千人的地方游擊隊和群眾武裝，游擊戰(zhàn)的范圍遍及浙江南部和閩浙贛交界的30多個縣，建立了包括浙南、浙東和浙西南三大游擊根據區(qū)在內的浙南根據地，根據地發(fā)展到6個縣委、黨員3000多人、地方干部500多人，被毛澤東稱為“南方革命的一個戰(zhàn)略支點”。

紅軍挺進師師長粟裕（左）和政委劉英（右）。

挺進師在三年游擊戰(zhàn)爭期間，成功地在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區(qū)域創(chuàng)建了有相當規(guī)模的革命根據地，這是人民軍隊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后期創(chuàng)立的最后一塊根據地，也是在整個中國革命走向低潮的過程中少有的局部反攻，因而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大影響，同時挺進師在浙江的活動不僅牽制和消耗了國民黨軍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護和策應中央紅軍的長征，從某種意義上講，實現了中革軍委當初賦予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zhàn)略任務。

挺進師部分干部合影，劉英（后排左七）、粟裕（后排左六）。

挺進師三年游擊戰(zhàn)爭示意圖。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紅軍挺進師于1938年3月由粟裕率領開赴皖南，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第4團第3營，1940年10月黃橋事變后增援江北部隊，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重建軍部，3營和挺進縱隊特務營合編為新四軍第1師3旅8團，1942年9月并入1師3旅7團，1945年1月改編為新四軍蘇浙軍區(qū)第三縱隊，1945年11月整編為新四軍華中野戰(zhàn)軍第八縱隊，1946年5月整編為新四軍華中野戰(zhàn)軍第1師，1947年1月整編為解放軍華東野戰(zhàn)軍第四縱隊，1948年2月改稱解放軍第23軍。

這支英雄部隊抗戰(zhàn)時期一直活躍在蘇中地區(qū)，解放戰(zhàn)爭中則馳騁在華東戰(zhàn)場，1952年改稱志愿軍第23軍入朝參戰(zhàn)，1958年回國，駐防黑龍江，隸屬沈陽軍區(qū)。1985年第23軍改編成第23集團軍，2003年第23集團軍撤編，原部隊并入第16集團軍。

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血脈綿延不熄延續(xù)至今，這支具有如鋼鐵般嚴明的紀律，頑強堅韌的作風的部隊，依然還留在人民軍隊的序列之中。

（編輯：超慧）